杨少斌:转变不息 1991年盛夏,酷暑难耐,杨少斌从北京火车站的人潮中挤出来,立马又扎进了地铁里,下了地铁还得再转乘一趟公交车。顶着夏日骄阳,杨少斌一如所有初来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背上的大行李包早已经和身体没有摩擦,空气中的闷热和心里的惶恐不安一样找不到出路。不同的是,汗流浃背的杨少斌来京的目的地是圆明园,在三、四平米的房间里,杨少斌的梦想是在心中的害怕和担心没有变为现实之前,能一个月有五百块钱够租房能画画就行。 2011年盛夏,夹杂在几场暴雨中的艳阳天没显得那么闷热,空气也清爽不少。杨少斌戴着墨镜,一身名牌出现在丽都广场。刚结束完另一场采访的他见面便说:“其实我的资料网上都有。”早已蜚声海外的杨少斌在北京的这二十年,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已然从当初背着包挤公交的少年变成自信的“成功人士”,作品拍卖价格也早已上千万,在今年春拍中,杨少斌十三件作品被送拍,其中十二件成交。他现在已经在忙明年民生当代美术馆一千多平方米展厅的个展,定下来的个展更是排满了未来四年的时间。现在的愿望就是一个展览比一个展览做得好。可是眼前的杨少斌说,他仍然迷茫。 “我老觉得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走” 看杨少斌所有的画,其实特别容易找到他每个阶段明显的转变。初到圆明园时,杨少斌画的还是“新生代”(1992年,《公园》、《恋人》)和“玩世现实主义”(1993年,《警察》)的东西,没上过美院的他初来乍到,随大流可能是最快融入的办法,“当时特别流行那样画,不那么假大空了,比较新鲜,觉得特时髦。” 搬出圆明园之前,杨少斌卖过画,也正是那笔钱帮他走了出来。当时圆明园里友人的女朋友带着美国游客过来看看,杨少斌上午便接到通知说下午有人来买画,都别出去。“有好几个人在那等着呢,后来好像就我一人的卖出去了,卖了5000人民币,挺贵的。”后来香港舍尼画廊找到杨少斌,与画廊的合作在当时不仅足够解决他的生活,而且杨少斌还经常从宋庄回到圆明园玩,当时的经济条件还让他有钱接济圆明园其他的艺术家。 危机感很强的杨少斌一直在改变,可能他在入口最宽的时候幸运地“游”了进来,他说其实就这么画下去也未尝不可。但是杨少斌一直在寻找一条只属于他自己的路,在奋力地往上游,“我老觉得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走,老跟着别人走不是个事,我得强调自己的创造力。” “主要还是来北京后心理上的压力” 1994年,杨少斌开始关注暴力题材,一直贯穿在他作品中的暴力美学,并非真正的“暴力”。杨少斌在唐山一个矿区长大,尽管家教很严,矿区的孩子还是习惯以暴制暴解决问题,包括稍长后当过警察,问起这些看似与“暴力”直接相关的经历是否是他作品题材的来源时,杨少斌说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来北京后心理上的压力。 杨少斌说的压力,是在圆明园时候成天担心害怕的压抑。怕没钱,怕被查,怕被羞辱,怕没有明天。“经常有人半夜三更咣咣咣敲门,警察来查,暂住证他们要查,家里挂把藏刀也要查。买把玩具枪也得拿走。后来从圆明园搬到宋庄小堡村后,问题也一样。”当时在宋庄的工作室,与现在三百多平的工作室天差地远,杨少斌感叹道:“破着呢!别人来看我们,说你们这也太艰苦了,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来客人只能弄个小马扎什么的。” 是与舍尼画廊的合作让杨少斌搬出了圆明园,而当杨少斌开始关注暴力题材的作品时,对方不喜欢,合作也就结束了。在宋庄盖完房子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积蓄,生活对杨少斌来说,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这些压力更坚固了他自己的那套系统,狰狞却模糊的面孔,红色流动的画面,少见棱角却不乏锐气的冲击。杨少斌吸着果汁笑称:“当时根本不知道谁是里希特,是一次我偶然发现了一个软毛笔的刷子,觉得画出来的效果很理想。记得当时舒可文在《三联生活周刊》上介绍我的时候,让我说为什么画出来的感觉是软的虚的,我死活说不出来,不会说,因为那笔本身就是软的。”杨少斌瞪起墨镜后面的眼睛笑起来:“那时候还真是不会说,现在大家都会编了。”一直到希克来中国,杨少斌的生活才缓过来。 “有一段时间我不太相信画画,比较相信问题” 很快,杨少斌便接到威尼斯双年展的邀请,其大画(3x3m)作品的价位也升到了20000美元/幅。那是1999年,杨少斌出名了。“其实我们倒是没觉得什么,都是老外在说,当时我们从威尼斯去巴黎,途中有个女的看见我们说‘你们是参加威尼斯的!明星明星!’”杨少斌承认后来的情况确实是好了,也开玩笑说:“就是有人开始倒腾你的画了。” 其实杨少斌的红色暴力系列,至今仍是二级市场上的常客。只是一直在奋力追赶的杨少斌在取得每个阶段性的胜利后,又开始寻找下一座山峰。“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相继爆发,让杨少斌在2002年一下子又找到了一个准确的点。“从个人暴力到国际问题,是关注个人表达久了以后,会寻找一个叙事性的表达,不光再是自己内心了,心会变得更大一点。” 四年的时间里,一边在创作国际政治系列作品的杨少斌,一边仍在思考下一个拐点。2006年,以煤矿为主题的“纵深800米”系列亮相,作品定位是现实主义,“有一段时间我不太相信画画这个东西,比较相信问题。我做煤矿的时候觉得这个题材本身比画画重要。艺术家对现实的介入谁都逃不开,只是你要做得典型一点,典型才有效。” 去年在尤伦斯看到杨少斌《蓝屋》的展览时,才发现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画了一批蓝色的作品,本应平静的蓝色,在被运用到放大了的肖像和表情中时,冲击力来得比血腥的红色更为直接。 坚持模糊压抑的画面让杨少斌在很久以前便被称为“暴力美学”创始人,以及技法最出色的艺术家。杨少斌一口果汁还没咽下便连忙摇头,“中国画得好的人太多了,他们说我只是说准确,画暴力的方式是正确的,内容和方法的统一。” 夏天的风没有带来太多的凉快,阳光依旧刺眼。整个采访过程中,杨少斌没有摘下墨镜,墨镜后的眼睛却一直会与你对视,提问时他还会睁大眼睛凑上前来听。现在谈笑风生的杨少斌已经卸下了二十年前的很多重担,只是现在展览确定下来后、思路没想通之前的杨少斌说,想不通的状态比画画还累,他笑言只有开幕式当天是最轻松的。说完杨少斌又补充道:“但没有展览又闲得慌。” 采访结束时,杨少斌舒了一口气,放松状态下瘫靠在椅背上,“现在好像有点麻木了,好像没有敌人了,找不到方向,有点迷茫。原来画个东西还有别人来反对你,还抓你,把你的展览关掉,你可以对着干。但是现在好像干什么都无所谓,一拳打过去像打在棉花堆里没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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