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斌 暴力和美学之间的因果关系
文/水果

他是暴力美学的创始人。十几年来，他用暴力的方式诠释着对现实的关注，先从对自身现实的关注，到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关注，再到对矿工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他不断实现从自我到他者，从小我到大我的转换。无论形式如何变换，他用暴力手段关注现实的核心没有变，他就是以“暴力美学”享誉国际艺坛的著名当代艺术家杨少斌。

“杨少斌从身体的暴力转为对于社会暴力的关注。暴力的原型是身体对身体的攻击。对于暴力的偏好既跟青春期的心理有关，也跟童年的经历有关。接着杨少斌发现暴力不仅体现为对于身体的攻击，也体现为对意识、自我、思想的垄断和剥夺。而实现这样的垄断和剥夺的就是政治。因此，杨少斌新的绘画不是为自己的语言找到一个现成图像的出口，而是对于暴力本身进行思考的结果。它们是艺术家观念演进的结果，和1990年代中期作品最大的不同是这些作品的视点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不再是平视的，也不再是直逼对象本身，相反，艺术家往往采取了仰视、斜视或者偷窥的视点。这仿佛意味着艺术家自己的视点从画面中取消了，用同样的技术语言在画面中变成“雾化”具体历史事件、新闻事件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他将事件和人物的具体性模糊化。技法一样，但是其背后的观念和目的却是不一样的。”
——皮力（著名艺术评论家）
美感是为了暴力
1991年，杨少斌怀揣着1000多元人民币以及对绘画的理想，离开河北唐山的工厂，一头扎进了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在刚进入艺术村最初的几年里，杨少斌比较多地受到了以方力钧为代表的“顽世现实主义”的影响，当时的他还没有探索出自己的艺术道路，创作的作品是带有明显“顽世现实主义”烙印，但这些作品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取，其中《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是艺术家1993年以警察和军人为主题的作品中比较优秀的作品。作品中，警察和军人是主角，但艺术家并不是想要对这种形象加以赞扬，而是以一种反英雄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艺术家所处的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非正常”现象。警察和军人除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以外，更能更好地承载“玩世现实主义”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当然这也和艺术家本人当过警察有关，警察是社会的弱者对社会的一种“恶作剧式”的还击。最初，杨少斌创作的都是诸如此类与自身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顽世现实主义”类型的作品。
后来，杨少斌觉得“玩世现实主义”不适合自己，他希望拥有自己的风格，闲下来的时候，他就一边找资料一边思考。直到1994年，他开始尝试创作暴力题材的作品，“童年记忆、被警察羞辱以及画风反复的痛苦”这些东西都在杨少斌的脑子里，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
1996年，杨少斌逐渐脱离了“顽世现实主义”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艺术潮流的藩篱，逐渐探索出了自己的一套表达方法。他利用中国画的大写意技法，直接表现现实的暴力场景，表现那些扭打的人们变形的脸庞，这就是备受国际艺坛关注的“红色暴力”美学作品：色调强烈但统一，笔触粗犷而有速度感，流淌的颜色很像画中的人流的血。也许和杨少斌当过警察有关，他对血腥味儿有自己的嗅觉，最初这种“暴力美学”带有明显的幽默和异化的色彩，但随着这种幽默和异化的美感逐渐褪去，一种独立的、富有暴力色彩的感觉逐渐形成。艺术家自己用“劈哩啪啦”来形容这种具有暴力色彩的画面质感。“劈哩啪啦”即是对于打架的一种形容，也是对流淌的传达，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自我境遇的一种隐喻。他是以暴力的方式关怀这个世界，在暴力美学画面的背后，实际上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向我们揭示的是：“当你不珍惜和谐、宁静与美好，当你蓄意打破和平、放弃理性，将会发展成为一种如何严酷的后果。” 这个系列的作品让杨少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杨少斌因这批作品而受邀参加了被视作世界三大艺术展会之一的威尼斯双年展。
1996年到2002年的探索让杨少斌对“暴力美学”的探索到达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艺术家不可能只囿于一种形式创作作品，加之外部的社会环境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相继爆发，国际形势的巨变让杨少斌看到暴力不仅体现为对于身体的攻击，也体现为对意识形态以及思想的垄断和剥削。2002年之后，另一个关乎人性残酷的题材进入他的视野，“我喜欢往复杂里、往内心里走。在国际政治这类作品里，画面上看不到什么实质的威胁，但仍然能感觉到心理上的压迫。人物面貌含混不清，虚构情节与现实场景穿插，它是我编一个谎话，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但却随时可能发生并且威胁着我。”这段自述足以表达杨少斌的“国际政治”主题创作的意图了。应该说，在红色暴力和国际政治中，杨少斌对存在、人性及其困境、黑暗的潜意识的深刻挖掘和直观描绘，是其他人不能企及的。在杨少斌作品里，暴力无关正义与否。暴力，其起源、背景、根据和动因都退隐了，这是一个没有谱系学的暴力，也是无关法律和政治的暴力。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纵深800米》的综合主义的意义，所谓“风格”之混杂在这里意义重大。杨少斌完全可以用他驾轻就熟的潇洒手笔套上煤矿题材一挥而就开出新路，即所谓的转型成功。而他却走上一条坚实的现实主义的意识流，二十件作品表现出的是多视角、多种时间和心理机制的矛盾状态。不仅是20米的采煤掘进巷道装置和小煤窑的农耕部落式的卑微生活的小屋装置之间的对比，运动的影像和架上绘画之间的对比，不仅是地上的日常社区生活和地下的黑暗世界的重复劳动和危险境遇的对比，国营大煤矿的集体协作机械化生产和民办小煤窑的农耕、手工作坊式的开采所揭示的“向地要粮”的执着和苦难的生存境遇的对比，更主要的是艺术家的介入、观照、纪录、表现的多个时间层面的对视觉力量的把握。”
——卢杰（长征空间艺术总监）
残酷是为了关怀
2004年，杨少斌的创作形式开始多样化，从之前的单纯油画作品向录像、装置、图片、雕塑等多种形式转变。创作也从之前的只是自己画画的油画创作到由一种项目去着手创作，衍生出一个展览和一系列作品。他关注的视点也从一种“显性”暴力到达一种隐形暴力——即对社会底层残酷现实的挖掘。
2004年到2006年间，杨少斌和长征计划团队多次到河北等地的煤矿实地考察，并扎到纵深800米的黑暗的地底下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尽管矿区是杨少斌从小成长的环境，尽管他非常熟悉这样的环境存在着怎样的危险……而当杨少斌真正地来到纵深800米的井下时，他内心的震撼也是无法言喻的——那里是矿难频发的区域，环境之恶劣令杨少斌触目惊心——一种莫名的悲澜感涌上艺术家心头。“我选择了视频录像连同绘画作品来评判这个问题。我对这些处于危险中的矿工感到惊讶，什么样的生活使得他们必须这样生活？”如此沉闷的矿区生活的现实激发了杨少斌的“纵深800米”主题创作，这组作品中的极大的压抑感和负重感影响着每个观看的人，这是杨少斌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现实和历史的独特批判，对“纵深800米”现实状况的无力召唤。
2006年至2008年杨少斌继续关注煤矿题材，并和长征计划团队一起继续进行360°的全方位的探索，在山西长治、朔州、大同等矿区深入生活, 此后又延伸到河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几十个矿，主要是露天矿，超大型露天矿和三人家庭作坊般的露天小煤窑都去过，但是这个项目所关注的已经不局限于煤矿了，而是与之相连的从为矿工洗肺的疗养院到煤矿工人的临时棚户区的拆迁，从农村的生存境遇到自然环境的变迁等等很多问题。这期间，所有的感受杨少斌都在2008年长征空间举办的展览“X-后视盲区”中得到了视觉化的体现。
“X-后视盲区”展览的基调是“X”光透视中的白中黑，黑中白，是反视、是内省、是锐利的透视。“X”光是治疗疾病的医疗手段，在这里是某种警示与质疑，后视盲区是指露天煤矿的大型运输设备“小松170”，在操作上存在巨大的盲区，在这样的机器附近工作是很危险的。与“纵深800米”展览不同的是，此次艺术家的表达更为生动，更为主观化。“X-后视盲区”聚焦的是以露天煤矿为背景，跨越到北方多个省份的人文、地里和经济方式，不仅有高科技开采的现实景观，也有煤矿与景观、移民、教育、环境生态等很多人性化的情境。展览的形式多种多样，采用油画、雕塑、装置、录像、图片等多种形式来表达这一主题。
近期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 “蓝屋”个展，是杨少斌继长征空间举办的“X—后视盲区”个展两年之后又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展览。艺术家将自己的创作放到环境问题——这样一个全球的共同话题下。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无疑是关系到每个人自身的重大问题，他已经发展到很多政治问题之上成为首要的世界问题，杨少斌从一开始关注自己到关注社会到关注整个人类世界的问题，应该说他的视点逐渐放大，这是其作为艺术家的野心和敏感度，也是作为当代艺术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我一直认为艺术家需要有一种好的创作态度。我说的态度是指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义务，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艺术的功能。”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杰罗姆·桑斯说。
纵观杨少斌整个艺术发展脉络，正如卢杰所言“蓝色的脉络贯穿了杨少斌的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时隐时现，无论是、‘暴力’系列、‘国际政治’系列，还是‘煤矿’系列作品中，蓝色都是他逐步发展的关于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正负像表达。” 而“蓝屋”可以说是这一艺术语言的最有力的一次呈现，尤其集中地展示了艺术家的全球视角和思考。艺术家不仅看重关注问题的统一性——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更加关注表现形式的统一性，也就是对“蓝色”的运用和表达，应该说这样的艺术家才是一个有自身创作特点的艺术家。
水果访谈：与杨少斌面对面
水果：不管你的风格如何变化，对现实的感受始终贯穿在你的作品中，一开始的“暴力美学”系列是对自身感受的一种反应，“国际政治”系列是对世界变化的一种反应，“煤矿”系列是对中国煤矿工人生存现实的一种反应。近期在尤伦斯的展览“蓝屋”则是对现实环境的一种反应，那么你觉得关注这些现实的意义在哪里？
杨少斌：我觉得艺术家要承担表达社会现实的责任，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来自源生活。对于现实社会发生的时间，以及现实所带来的问题，艺术家要有态度。历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作品都是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块的，从西方17世纪的宗教画，到后来伦勃朗以及德国的门采儿的绘画，都跟现实联系得非常紧密。关注社会现实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
水果：你觉得艺术能够影响社会吗？你怎样看待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杨少斌：我觉得这是两部历史，现实的历史和艺术的历史是两部历史，但艺术会介入到现实的历史当中来，作品的样貌与其所处的现实历史背景是相互关照的。
水果：你的艺术创作的变化与你生活的变化有什么联系？
杨少斌：其实我创作的来源就是现实，每个阶段的现实都不一样，所以我的作品也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每个时期的画都和时代的气息是息息相关的，从圆明园画家村到今天的创作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与社会的变化同步的，思想上可能更成熟了。但从最初到现在，线索还是很清楚的。我一直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处境。无论是最初的玩世现实主义，还是红色暴力，抑或是我和长征空间一起做煤矿的项目，包括现在的“蓝色”展览的深层的东西都是现实——地震、雪灾、环境污染、核污染都会对人类造成伤害，这都是对现实的反应。我想艺术家的作品与艺术家的经历和修养都是息息相关的。对我来说，面对每次展览我都要选对方法。恰如其分地把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价值观表现出来。
水果：你的蓝色展览也有暴力的成分在里面吗？
杨少斌：很多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人进去就说，我怎么喘不过气来，我觉得里面都是污染，有人说，我看你的画做噩梦，其实我这次是想通过一个美丽的形式将观众吸引过来，然后他们会关注作品所反映的深层的意思。
水果：你觉得你这么多年创作最大的转变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杨少斌：我想2004年和长征计划合作是我创作的一个转折。之前我都是单纯的以绘画的形式表现暴力，自从与长征空间合作以后，我一直是以做项目的方式来做艺术。那之前我做艺术和现在做艺术不一样，之前创作艺术只要有个框架就行，因为是单纯的画画。现在不行了，创作要有形式感，作品才有意思。在一个展览当中尝试运用不同的媒介更有意思。因为你会去探索这样一个主题，用绘画是这样去表现，用装置该怎么样去表现，用录像呢，其实艺术家心里都会较劲。做艺术实际上是各种媒介在竞争，挺有意思的。就是用各种形式去探究一个主题，体现在一个展览中。
水果：你怎样看待绘画的叙事性？叙事性在你作品中的作用是什么？
杨少斌：原来的红色的色彩和语言可能没有什么叙事成分在里面，做久了之后就有了，比如我要叙事就要有个方向就到了“国际政治”系列，那这种叙事可能是我杜撰的叙事，也可能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些战争和政治阴谋，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图片放在一块一组合，它似乎给你一种感受，这个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还是有一种危险的国家关系，有一种价值观在画面里面。
水果：像这种叙事，与其他艺术家的同类叙事相比较可能更隐晦一点。
杨少斌：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较好。我做国际政治的时候，拍了很多资料，正好9·11事件，但后来我都没有用，我不可能画一个大楼，我觉得那样的画画是没有意义的，表达这些内容的新闻图片有很多，用不着画家来做这个事，必须要把它转化一下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做才比较有意义，很多画家都直接画人物，我觉得很无聊，动下脑筋，变一下，它就会产生了另外的效果，他们缺少了一个思考的层次。
水果：你理想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时候呢？你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本世纪初，一直到现在的创作状态有怎样的改变？
杨少斌：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在工作室，有的时候是考察的时候，现在的创作状态就比较好，从思想和创作方法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90年代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困难，绘画方法的问题，绘画方向的问题，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很折磨人，现在每个展览可能也比较折磨人，但至少不会为方法和方向的问题太伤脑筋了。当然，麻烦越多，折磨人的时间越长，最后出来的东西越是好的。如果进展得太顺利了，可能自己心理都没有把握。
水果：此次展览是你首次关注环境主题的创作，这类主题的艺术创作与以往有怎样的不同？
杨少斌：我觉得倒没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每个系列的创作都是在关注现实问题，只不过关注的方向有所不同。这次的环保主题也是基于一个国际环保论坛而得到的灵感。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我第一次把一个一系列的作品用统一的蓝色表现出来，其实我是想用这种漂亮的颜色将观众吸引过来，并进入到我所要表达的环境问题当中去，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此产生共鸣。过去也画过一些蓝色，但蓝色不是主要的部分，它只是依附在问题上，这次是蓝色和作品结合得最好的一次，也是强调蓝色本身的含义。
水果：从之前的关注社会到现在的关注环保，这样的变化是受到国际整体创作环境的影响吗？
杨少斌：这是世界整体艺术创作的趋势。不过过去也有很多艺术家关注垃圾堆，塑料袋，其实环保意识早就有。只不过是最近逐渐成为一种主流了。但这是一种趋势并不是要我们艺术家去模仿别的有成就的艺术家，我们还是对任何问题都要有自己的思考，模仿别人的作品肯定是不行的，好的艺术家都是有建设性和开拓性的。
水果：你几个阶段的作品都免不了对肖像的描述，肖像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为什么占有重要位置？
杨少斌：其实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与身体有关，都与思想有关。我是考虑到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强度问题，肖像最能够体现这种强度和震撼力，最能够撼动人心，影响人。肖像的形式感也很重要。你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作品画得很正常，不是这种模糊的状态，大小比例也都和正常人一样，那样的作品会有力量吗？必须要把他放大到能看出人的大致模样，又最有冲击力才好。
水果：如果要寻根溯源，你觉得对你的绘画风格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作品或者说什么人？
杨少斌：最初的时候是受到了玩世现实主义的影响，《红色暴力》系列作品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可能心理上会受到某种影响，但形式感上没有什么影响。当然我会喜欢很多艺术家。会去观察他们的切入方式，我想对我有影响的人有很多，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肯定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每一次信息的接收和过滤都是一次成长的过程，所以很难说哪个艺术家对我影响最大。
水果：信仰在你的作品中有着怎样的力量，能谈谈你的信仰吗？
杨少斌：我基本上没什么信仰，我的信仰就是相信个人奋斗。
水果：你觉得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杨少斌：不就是人品吗，艺术家与一般人也没什么两样，如果说做艺术呢，艺术家首先要有超出常人的敏感，艺术家是介于疯子和正常人之间的一种思维状态。这种思维是天生的，学校就四年怎么能训练这种思维。
水果：除了艺术创作，你生活中还喜欢做什么？
杨少斌：生活中，开开车、喝酒、聊天挺好，画画已经很累了，生活中还是要学会放松。
水果：你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品的界定是不是看它能不能够尽量大地影响人？
杨少斌：对，那当然了。
采访手记：杨少斌人物素描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最初与艺术家杨少斌的接触是在电话里。我通过策展人杨卫的引荐联系到了杨少斌的采访。有一个夜晚，杨卫和杨少斌在同一个饭局上，杨卫拨通我的手机，然后将手中的电话转给杨少斌，我听见话筒里传出一个充满磁性的嗓音，我立即联想到收音机里主持人说话的声音。这一点，杨少斌和杨卫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杨卫是湖南人，居京二十年，仍然说一口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杨少斌是河北人，居京二十年，却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因此，杨少斌给我的第一印象即是说话的声音很好听。
与杨少斌约定的采访地点是在798尤伦斯。在此之前，我采访过多位艺术家，拍摄采访的地点都是在艺术家的工作室进行。以我多年的采访经验，在被访者熟悉的环境里进行拍摄访问，效果会比较理想。然而，此时的杨少斌正在尤伦斯举办2010年最新画展。为了能够向读者呈现他最新创作的作品，经过反复协商，我们把拍摄采访的地点最后定在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杨少斌的画展主题为“蓝屋”。走进尤伦斯展厅，闯入杨少斌用整整一年的时间“盖”的那间蓝色的屋子，我的视野立即明亮了起来。看到蓝色，容易让人联想的是低沉、忧郁、迷幻、伤感，而杨少斌作品里的那种蓝色竟然蓝得那么透彻、明亮、纯净、充满了一种不真实的梦幻感，宛如一个成人的童话世界。
置身在杨少斌的“蓝屋”里，仿佛畅游在蓝色的海洋里，让人的心情像游在水里的鱼一样自由舒畅。“蓝屋”由一张张面孔组成，通过那些变形的表情，可以隐约看到表情背后复杂的内心世界。每一张面孔代表的是不同的人生，每个人都是一个小世界。杨少斌的“蓝屋”彻底改变了我对蓝色的认识。
这次展览，杨少斌用画笔和色彩在现实的土壤里建构了一座梦幻似的房子。他的绘画作品是一种高级的隐喻。我站在他的作品前，认真琢磨每一张面孔的表情，以及背后隐藏的复杂人性和悲喜交加的人生境遇。
我问杨少斌“盖”这座“蓝屋”花了多长时间？他说一年。接着，他问我用一年的时间画这些作品是不是太慢？我却认为刚刚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个人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来做成一件事，由此可以推测，他也会用一生的光阴去做他最喜欢的事业。在杨少斌的作品面前，我看到了一个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坚忍不拔、执着专注的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
采访中，我好奇地问杨少斌：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什么特质？他脱口而出：敏感。身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超出常人对事对人的极端敏感。这种敏感铸就了艺术家卓而不凡的艺术作品，但在生活中也容易伤人或者自伤。
如果说看某些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带给人的是丰富美好的想象，那么看杨少斌的作品带给人的却是沉重的思考。在杨少斌的作品里，会发现在暴力美学画面的背后，实际上充满了艺术家悲天悯人的情怀。
杨少斌的“蓝屋”是以全球气候的变化为灵感，把38 位领导人和普通人的肖像以及无限神秘的自然风景作为连接，并置在一个浓郁的蓝色空间里。把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中展厅变成了一个充满蓝色风景和肖像的单色海洋。这些面孔当中，有参加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世界领袖、政策制定者，或者明星；也有环境变化的受害者、贫困儿童，他们都面临着暗淡和不确定的未来。领导人和环境和受害者分列在相对的两面墙上，形成对峙关系。杨少斌用一个统一的蓝色调将各种不同的人物、立场、冲突、利益、文化传统面对环境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在画面上跃然而出。同一片蓝色下，人们要放弃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很多领域的分歧与成见，放弃纷争、推诿和逃避，共同去应对一个“残酷”的、气候改变的事实。在这里，地球蓝色的平静和安宁，大海和天空，变成深邃的忧郁，甚至是威胁。
任何创作者的创作源泉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杨少斌的创作也都是从自身出发，从最熟悉的东西出发。他当过警察，看他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杨少斌是一个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深刻的艺术家。我想起杨少斌曾经创作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就是他在1993年以警察和军人为主题创作的作品。
采访前，我在网上Google杨少斌，看到黄燎原对他的评价：“杨少斌的早期作品以暴力为题材，这也许和他当过警察有关，他对血腥的嗅觉甚至超过了警犬。杨少斌转型成功的作品依然与暴力有关，甚至是“非暴力不合作”，但这些新作品，也同样继承了杨少斌一贯的对缺乏温暖的温暖，对缺乏关怀的关怀的主旨，所以，我说杨少斌是以暴力关怀世界。杨少斌将散漫玩笑的暴力集中起来，就像将手掌握成拳头——铁拳，他逐渐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强调局部和瞬间的绘画风格，并且他还在画面里挑战身体受重创和打击的极限，同时挑战观众的视觉神经。什么都可以放弃，只有暴力的主题不能丢，因为在杨少斌脑海里天天闪现的画面，都与暴力有关。也许在杨少斌的生活里缺少爱，但他却一点儿也不吝啬把爱给艺术、给朋友、给世界。那些抓挠、撕扯、畸形、异形、对抗、反抗、膨胀、肿胀，都像极了冷战之后的世界。而杨少斌却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清水冷面，古道热肠。”
当我在尤伦斯看到杨少斌，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穿着讲究，一件蓝色花纹图案的衬衣，配一条深蓝色的仔裤，外面套一件皮夹克，看似休闲，实则透露出了穿衣人的品味。杨少斌也是光头，此前拍摄岳敏君和方力钧的采访，他们也是留一个标志性的光头。这一次，杨少斌蓄意带了一顶Gucci鸭舌帽子，他幽默地自嘲：不能让你们杂志的读者连续看到的都是光头艺术家。
通过这次对杨少斌的拍摄采访，我和杨少斌之间有了不到两个小时简短的接触。为了用文字刻写一个更为立体的杨少斌，我打电话给远在上海出差的杨卫，请他用几个关键词形容他眼里的杨少斌，杨卫说：哥儿们、为人仗义、有品味、动情。杨卫的这个“动情”说得恰到好处。
写完这篇文章，突然很想点燃一根烟，然后一个人在书桌前静静地把它吸完，最后在用力摁灭烟蒂的那一刻，我明白了暴力和美学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篇文章的标题我想了很久，当我真的吸完一根烟后，我决定给这篇人物稿取名为：《杨少斌：暴力和美学之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