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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后视盲区 - 卢杰 2008年的某一天，准备多时的航拍计划宣告失败， 风是无法控制的。杨少斌和长征队伍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历时四年的煤矿计划的实施，这个长征计划和单个艺术家的如此长期而深入的合作，在长征计划八年的历史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四年的时光里，项目组去了几十个煤矿，但是视野和经历有明显的区别，前两年是所谓《纵深800米》，在河北的开滦，扎到800米的黑暗的地底下去，扎到中国现代化的初期，扎到当下矿难频发的痛苦深处，聚焦的是历史和当下的现实的连接关系，以及艺术家个人经历中艺术和现实的关系，尤其生动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宏大叙述的集体记忆所牵动的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经验和解读，以及对中国艺术史的重新读解，在这点上，无论是长征计划还是参与他的艺术家，都必须面对。而后面两年的下乡，是为《X – 后视盲区》，它是全方位的360度的。去了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几十个矿，主要是露天矿， 其中有沙漠般开阔的大型露天矿，也有三人家庭作坊般的露天小煤窑，但是这个项目所关注的已经不局限于煤矿了，而是与之相连的从洗肺的疗养院到为煤矿工人建设的临时棚户区的拆迁，从农村的生存境遇到自然环境的变迁，矿，在这里不仅是地下的黑暗，工，在这里也不仅是被工业化的异化了的人的符号象征，苍生，生命的混沌，凝聚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里，凝聚在光的透视中的，是对社会现实的严肃的警示。 “x”光是医疗手段，利用光学原理完成对人的某种疾患的诊断，透过表层观察内部结构，由此，寻找疾病的最佳医疗方案。 X 同时也警示和阻止, 拒绝和质疑。 “后视盲区”一词则来自露天煤矿的大型运输设备“小松170”, 一旦误入其前视50米，后视60米的操作盲区，将导致毁灭性后果。 “X—后视盲区”项目贯穿艺术家的现实主义态度，与“纵深800米”项目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的视野不局限于矿工生存的残酷性及社会转型期农工身份转换的情节性体察，而是以一种更为主动、主观的方式对以煤矿为生命核心的存在系统进行积极的介入和转化。如果说“纵深800米”是一次客观事件的线性描述，“X-后视盲区”则是一种主观的非线性的抽离。所谓“后视”, 是历史感的追溯, 是对于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情景之间的链接；盲区, 是警示, 是追问, 是质疑和见证。以煤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 被从黑暗的地下转移到360度的地平线上, 与项目第一期“纵深800米”所附着的完全的“黑”不同, “×— 后视盲区” 的基调是X光片透视般的白中黑与黑中白, 这种交错的互文关系贯穿于项目与艺术家、艺术家与作品，以及作品与现实之间，是反视, 是猛回头, 是内省, 是锐利的透视, 是清晰的盲点, 是正反两面的置换和倒叙。“X - 后视盲区”的主要现场基本离开了纵深地下的界面, 它所横向聚焦的以露天煤矿为背景, 跨越与煤的生产有关的多个北方省份的人文、地理、经济方式，是“纵深800米” 所不曾涉及的，其所体验的不仅有高技术的超大型开采的超现实景观, 也涉及了煤矿与移民、都市化、教育、地方生态与环境等微观而贴近人性的情景。另一方面，从作品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是艺术家杨少斌更具实验性的图像学方式，曾经作为描述主体的矿工群体在“X - 后视盲区”的系列作品中被“隐藏”或某种程度的“遮蔽”起来了，我们将发现的是矿工不在场式的在场。在这一X光似的显像过程中，一切都被阻隔和媒介化了，而这里的媒介是多重意义上的媒介，是与矿工的现实存在状态相关的实物体系和价值体系所构成的媒介，也是艺术家创作手法、技术上所依赖的实现途径所构成的媒介。 关键词: 媒介化 — 过滤与背投， 这是我在总结杨少斌《X – 后视盲区》时在笔记本里记下的一些心得，和前几年的《纵深800米》相比，《X – 后视盲区》的画面上很少有矿工出现为主体:
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和已过去的集体主义历史经验在冷战结束后的当今无疑对世界意识形态格局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那个曾经有过的集体主义合作方式，社会、生产、民众的生存境遇在当下的市场主义社会集体意识里到底又意味着什么？个人的价值和旧生产方式的关系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其实若隐若现地表现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对艺术与现实结构关系的再思考。在当下的国际艺术现场 — 无论双年展还是其他大展，都市化和移民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探讨命题。在谈论中国问题时，我们过度略过农村而大谈都市化，略过农民而大谈移民和文化转译，我们如何面对在都市和农村的城乡结合部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废墟化和通过商业文化找到新生命的媒体化和时尚化、文化创意产业化之浮华？我们不断地言说中间地带和第N个空间，而杨少斌的煤矿计划所面对的是最真实的中间地带和间隔，那就是煤矿这一农民走向都市的中转站，这个从农业社会走向都市的渴望在中途停顿，成为一个永久的悬浮，工业和农业，传统和现代在这里矛盾而混杂地同居，自始至终，一直是个矛盾的生存。集体主义是它永远的特征，无论是国营现代化的大矿，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煤窑，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挂帅的掘进队，还是今日利益捆绑的小集体，团结而相互依存的生命意识在这里与社会机器对他们的榨取相比，是那么地原始而质朴。我们无法想象煤矿的命运这一沉重的中国现实，这个现实在八十年代的英国的尾声是极其痛苦的，至今是英国社会主体意识里的一个病症 2 ，我所能想起来的就是电影《比利 .艾略特》（BILLY ELLIOT）中的煤矿小镇，和透纳奖得主Jeremy Deller残酷的作品《奥格里乌的战斗》(Battle of Orgreave)3 ，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比Steve McQueen的《往西下坠》(Western Deep），通过影像的暴力一步步把人们带进深邃无底的南非矿井下的万丈深渊。这一现实的冲突在全世界都曾或将出现。工业阶段性衰退和转型，联系起来的是都市化、农村，生存权利、生存形态和资本的再转移再分配的问题。杨少斌以自己的身体和记忆、经历为切入点，翻检中国与西方、革命记忆与历史记忆、工业文明与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牵引出的不只是个人在当今的生活方式问题，更重要的是清理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集体理念的社会实际存活方位和历史发展过程人类群体分界与变异现场。 《X – 后视盲区》是一个庞大的体验，创造和展览的综合体，其中，四频同步录像作品是它的灵魂， 把十多幅绘画，三个雕塑和一组灯箱装置串了起来。 这四频录像时刻在正像和反像之间交错颠覆着我们和现实和历史的关系，我们从观看到被审视的身份的转换，这四频录像横跨了两年几万公里的拍摄历程，从军队式管理的国营大矿，到地狱般的非常开采的危矿，从富豪般的媒老板到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典型，从渤海沙滩上的医院，到文化古城边矿工居住的大棚的摧毁和传统社区的迁移，在反像下，黑色的煤山成了皑皑白雪的山峰，正片/负片的对比并指头显像，矛盾地媒介化了 “盲区”和 “现实”，从反面看现实，从历史看当下，矿工的不在场是因为艺术家把矿工当做了观看和审视的主体，而把我们，把到达矿下的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这个集体，把艺术的材料和语言和经验，当做了观看的对象, 矿工不在场. 是反面语法，显示了 ‘后视, 盲区’ 的概念。我所说的媒介化，是有意识的交流阻隔， 还是对现实的主观的抽离，是强有力的转换， 还是被动的，悲哀的干预和介入？从这组绘画展开，围绕着正负像，透视，反证，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诺言和盲区，我们看到的是墓碑式的矽肺瓶子组成的灯箱群，灯光背投出不同程度被破坏了的一个个矿工的肺，每个肺都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看到象征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的矿工雕塑的残臂，就是这种真实复制一个来自很微小的小矿门口的无名作者所作的沿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段的矿工雕塑，它所记录和应证的那残破的光荣，使我们检视自己的历史观和现实感。就是那穿着矿工服装的卓别林雕塑装置，他使人惊诧地出现在《X – 后视盲区》的展览现场，腿上一闪闪的警示灯，昭示着X般的疑问和警示，反对和拒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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