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暴力艺术家杨少斌
鞠白玉
由于杨少斌在美术界愈来愈大的名气,很多时尚杂志也喜欢把他纳入镜头中,他被描述成一个绅士,雅痞,他们总是夸赞他精致昂贵的穿着,斯文的语气,还有他对朋友的体贴和热心,他渐渐变成一个似乎带着中庸之气的所谓成功艺术家,然而,我总试图从他温和的目光背后,寻到一丝暴戾的气息,可是总是失败的,他的笑容实在诚恳,他的样子是在憨直,除了他那些血腥暴力的作品外,他这个人看不出什么反骨的气质来。
最近798艺术空间有他和奥地利维也纳行动派代表人物赫尔曼尼特西的联展,进了展厅就好像落入一个扭曲的,残酷的,不堪之极的世界,那些模糊的,,难以名状的画上形态,让人一丝丝落入绝望。好个杨少斌,他这样不动声色的,这样狡猾的,把人放在创伤里。
从做警察到被警察抓
杨少斌六十年代出生,跟许多同期画家一样,他们的画作被评论家们冠以“伤害”的印记。他们平时总是直言,豪爽,但谈到画作中隐晦的“伤害意味”,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他不喜欢用“伤害”这个词,不愿像个怨声载道的妇人或是有愁必报的小人一样,许多事情不用耿耿于怀,哪怕是出来北京在圆明园画村是度过的边缘岁月,起时也是也总是笑着去怀念。
当时办一个暂住证需要两百块钱,相当于两个月的生活费,没人舍得花钱去办。警察总是冷不防就去村子里查我们的暂住证,我们就像低等公民一样,被警察教训着,站在墙边背过身去。村子里公用电话亭的大姐是他们的线人,常好心替他通风报信,但他跑也没地方跑,只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灯熄掉,警察竟然能撬门进来,几个手电筒直直的照在我脸上。
值得玩味的是,杨少斌选择做这样无身份艺术家之前,竟曾有过两年的职业警察生涯。我想我那会儿应该是个没有原则的警察,有时一些犯点小错的孩子被抓回警局,我叫他们跟我一起看一整晚电视,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家。做警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更用画画调剂枯燥的生活,看守犯人要看一夜,我把静物摆在看守所里画速写。
画技备受诟病
杨少斌并不是早慧的天才,他在工艺作坊里做工人时,曾经画过整整七年的金漆盘子,熟能生巧,我能把金线画的特别匀称。讲起那段日子,我想杨少斌的心里会付出幸亏二字。幸亏他还有个梦,幸亏他能狠心离开还算安逸的生活,幸亏他当年来到了流浪艺术家的乐园。
很多人还记得九一年住到圆明园时的杨少斌,眉清目秀,高高个子,骑着自行车快乐的穿梭在村子里,竟有些许阳光的味道。那时他还找不到题目,只画些瓷器和黑洞,因为没有美院的专业功底,他的画技备受诟病,连手脚都画不好,但他觉得不是问题,我做画家前就看了许多关于凡高和高更的画,我想我要的也只是可以画画,不是要画的多么有名多么好。
想必那时他骨子里对伤害,暴力,,血腥的字眼还没有浮凸出来,他的安静,甚至木讷,正好成全他可坐在小院里安心着磨画技。直到有一天,一个美国人花了五百美金买走他的画,他开始相信自己最起码可以做一个职业的画家了。
对伤害的迷恋
九三年,杨少斌经历了感情变故,那变故对他到底有怎样的伤害,他到今天也不愿启齿,它只是觉得骨子里一直憋着的狂躁终于可喷薄而出了,再回头想那些年在圆明园村的被警察不断追迫,呵斥,甚至有些丧失底线的生活,画布变成了他最好的宣泄出口。
我似乎对人有了重新的认识,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没有一个可靠的,安全的环境可信任,对未来也恐惧起来,像一块黑布蒙住身体透不过气来,一样的恐惧,这恐惧让他找到画上暴力的理由,而且变得毫无顾忌,他甚至画过邓小平流鼻血的作品,可想而知,审查通不过,不能拿出来展。
回想小时候生长在矿区,未成年的孩子全都打打杀杀,一句话不投机,刀子就捅进去了。在恶劣环境生存的人,本能的东西多一些,没有理性可言。他慢慢浮现出来的本能,让他愈来愈多的开始关注暴力。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他收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影像资料,关注战争暴力带给整个人类的伤害,我变得焦虑起来,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个暴力事件,都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他说这话的时候,悠闲的拿着手中的烟,看烟雾缭绕,他喝咖啡,配上番茄汁。看上去他的生活和他所关心的生活如此不相关,他说:“看上去我早就该摆脱这种主题不是吗?但只要这世界还有暴力和血腥事件发生,我有什么理由放弃我的画笔呢?艺术家骨子里有使命感,这不是一句大话。
人生如画
有时命运决定作品,但似乎作品也决定命运,从他的架上暴力开始后,他的生活也变得愈发不能平静了。有一年他开的车翻了,车上还有尚在怀孕的妻子,那一刻他认命似的绝望了,在确定有惊无险后他更觉得生命原是岌岌可危的,不久后,他又接到恐吓电话,对方只是问他是是否在国内,他在疑惑中从柏林回京后,又接到同样的电话,要他准备一千万元保家人平安,整个春节他都处在紧张和惶恐中。
杨少斌开始相信宿命,他选择这样一个让人惊诧的画上主题,注定要过不太安定的人生。但他把紧张感深深的埋藏之后,对人们却是如此的温情,他爱他的娇妻和儿子,提到他们时的神色,他幸福得像得到一把睽违已久的玩具枪的孩子,很天然的满足的表情。她对他的朋友,似乎总为自己突然获得了莫大的成功而觉得不安,于是他总是抢先买单的那个人,在他们出现经济困窘时,他把钱放在报纸里,假装遗忘在朋友家,但他慷慨时总有些许害羞的神情。
我们曾形容他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他的作品主题和他的日常生活中温良的秉性是那样不相符,其实,他又似一个披着狼皮的羊,无论是哪一个他,都是他的情不自禁。他说这不是天然而成。是历史,是记忆。
《明报》200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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