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斌访谈录

  栗:你来北京是哪一年?
  杨: 91年8月28日。那时的圆明园画家村人很少,显得冷清,孤独,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有点心神不安,心里没着没落的。唯一觉得舒畅的是从此不用到单位上班了。生活没有着落,未来是什么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两年之后卖了第一张画,是个美国人,500美金卖了一张画,在那时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数目。
  栗:有信心了。
  杨:有信心了,有人买了。
  栗:我第一次看你画是什么时候?
  杨:91年冬天,我刚来北京不久。在唐山也画画,但画的比较少,业余时间画点小东西。你来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住在圆明园的福缘门,在挨着达园宾馆的后墙有一个小院子,几个人合租。有天晚上你和方力钧一起来看我,房间很小,我还在画原来那些东西,画窑和石头。
  栗:我印象中你画的是旧式瓷窑,有圆圆的拱顶,石头垒的墙面,一块块石头也是圆吞吞的,有点象方力钧早期素描的那种味道。
  杨:我和方力钧关系一直很好,他画什么我们都知道,和我一起画的还有我们唐山轻工业学校的几个同学。
  栗:都受方力钧影响。
  杨:对,后来有很多人画石头,全国美展的时候不少画家都画这个。
  栗:出效果。
  杨:对,很有整体感,有怀旧的味道。怀斯也影响了很多画家,伤感和孤独,在当时很时髦。
  栗:还有农村、边塞的风情画,都是对文革时期革命现实主义的反叛,追求一种质朴、怀旧和粗旷。把人都画得圆吞吞和笨笨的,那是一种流行趣味。但真正流行的时候,是80年代初,画这些画的都是比你们年长十多岁的艺术家。我想知道的是你第一次画得象玩世写实主义那种风格,就是接近刘炜那种感觉的画,因为这是你“出道”的标志,大家知道你,也因为觉得你属于玩世潮流中的一员。
  杨:也是在那间小屋里,当时也一直在想我以前在唐山时的创作,比较当时北京艺术家的作品,得出的结论是:在唐山及各个地区的艺术家没有明白艺术是什么,既不歌颂,也没有批评现实,属于没有问题的瞎画,失去了艺术的功能,还不如文革的艺术。后来开始在北京看一些展览。当时有点不习惯;原因是:一个艺术家画十几张画,跟一张画似的。当时还要求自己画每一张画都不一样呢,没有考虑艺术家应有一个关心问题的线索,那时我的工作几乎等于零。
  栗:你那批属于“玩世”的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是92年的3、4月份,那时我搬到了福缘门52号,最早画的是《照相馆》,《公园》,和新生代的感觉差不多,没有批判现实的因素。
  栗:画出怪样的,傻笑的,都是一些跟过去意识形态比较密切的军人啊,向日葵啊什么的。
  杨:那时候也是环境影响的,其实那时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画,就跟着走,后来看了你写的一些文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政治波普”是怎么一回事,“玩世写实主义”是怎么样的,逐渐明白了这里面的一些故事及相关的背景和思想。
  栗:舍尼画廊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的?
  杨:93年。
  栗:这段大概画了几年?
  杨:也就一年多。实际上在91 年底,就画了这种感觉的画,画的是一张小画,抱在怀里面拿铅笔勾完填色,感觉不错,有点象玩世的感觉,其实最早的作品,画的很正常,不太泼皮。
  栗:后来画的泼皮的感觉强烈了?
  杨:泼皮的感觉应该是92年下半年,画了警察,画了两张,第三张没画完就毁了。其它一些小的作品,军人啊,珍宝岛,差不多出现在93年。
  栗:你画的这些和你的经历有关系的么?
  杨:象我这个年龄,经历也算丰富,我是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人,家里托人弄了个留城证,才没有去农村,文革后期我仍能看到对右派伤害的场景,因为那时很小不明是非地参与过一些活动。为什么比我年轻的艺术家没有选择军人这个题材呢?战争的威胁迫使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帮国家挖防空洞,防止苏联的进攻,这种印记是磨不掉的,伴随我们这代人成长。使用历史, 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
  栗:你做过警察?
  杨:对,做过警察。
  栗:包括珍宝岛的那些东西都是你经历过的?!
  杨:我没有经历过,是发生在我成长的年龄。小时候都那样,连家里窗户上贴的纸上面都是一些和战争有关的图。经常做空袭疏散演习,弄得人心惶惶,总是觉得要打仗。
  栗:那时候我记得给你写过一篇文章。
  杨:是在舍尼画廊展览的画册上,大概你谈了整个玩世现象,然后捎带把我的画说了一下。
  栗:我把你归于玩世,也想对你有所区别,说刘炜的画很泼皮,很放松的;说你的区别于刘炜,主要在人物造型、笔触上你比他画得紧,不象刘炜那么放松。
  杨:画得有点苦涩。
  栗:有点苦涩 ,有点紧张。我觉得你的性格也是老实巴交的,是诚实的那种,不象刘炜有点泼皮那种。
  杨:对,从小家教就很严,不敢做出格的事,好孩子画不出那感觉。
  栗:画不出开玩笑的气氛,而是把紧张感画出来了。
  杨:对,不放松。当时可能跟我的技术有关,没有上过美院,在表达上没经验,刚到圆明园的时候,画什么都画不好,画手脚都很吃力。
  栗:但这个东西还是画了几年吧,人们认识你,是从圆明园那些泼皮一点的画开始的,你从圆明园到宋庄一直画这个吗?
  杨:不是,实际上在舍尼画廊办完展览之后,便画不动了。
  栗:办展览是哪一年?
  杨:记不太清,可能是94年的上半年,当时没什么经验,只能这么画,后来真是画不动,老想有点变化,也加上玩世不是我创造的,而挤在玩世中的艺术家又太多,没什么发展空间。其实就画面来说,我当时的理想是:很平静的画出来,画面中没有情绪存在,玩世这种东西我觉得画的很累,有点像挖空心思逗人乐的感觉,而我身上又不具备这些因素,我的状态是带不进去,有点像作戏,弄得自己很烦。
  栗:你大概持续了多少年?
  杨:94年后半年就不画了。
  栗:已经搬到宋庄了?
  杨:没有,还在圆明园,但是开始做转型的准备,大概停了三个月没画画,之后开始画有暴力倾向的作品。完成了几幅后,我请你去看,你说了一句话,我还记得,你说“挺残酷的”。
  栗:哦,但那个风格还是以前那种风格。
  杨:对,还是那个。
  栗:还是那个出怪相的,紧的。
  杨:对,还是那个扭来扭去的,尽量画的那样。
  栗:这个一直画到什么时候,这等于是题材上和后来的有关系,但画风还和以前一样,或者说这是过渡时期,过渡到你真正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杨:对
  栗:这个持续到什么时候?
  杨:持续到97年。
  栗:搬到宋庄了。
  杨:对。
  栗:哪一年?
  杨:95年春天,正好是圆明园清理之前。
  栗:来到这后还画了两年那个东西?
  杨:95,96,97,画了三年。
  栗:后来你真正被大家接受,开始成名,是你画的暗红色调的有暴力倾向的风格。尽管你94到97年画面上开始出现暴力,但风格还是玩世的。你没有找到适合的语言,或者说你要表达的伤害,不适合玩世这种语言风格,而且,你是受到影响去画玩世风格的,这样一来,你要表现的暴力——对人的伤害,被玩世语言中的“玩笑因素”给冲淡了。而你1997年之后画的暴力,你创造出了自己的画风,而且你有一套办法,那种流淌得象血一样感觉的东西,把一种被伤害的感觉,表现得很到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同样面对暴力的伤害,只是“玩世”采用玩笑、泼皮来消除内心的紧张,而你是一个无法泼皮起来的人,你无法象玩世那样,仅仅靠玩笑来消解自己内心的紧张,你必须直面自己内心被伤害的感觉,证明你彻底走出了玩世的阴影。事实上,90年代中期以后,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以及新的艺术倾向的出现,玩世作为潮流就已经结束了。而你是用自己的真诚、创造力和个性化的风格,完成了从玩世到个人风格的脱胎换骨,尤为可贵。而且,进一步说,90年代末美术界大量出现暴力倾向的作品,我称其为“对伤害的迷恋”,从某种意义上看,你的画有先导的感觉。现在,我特别想知道其中的一些具体细节,你的画风彻底变了,你可以详细谈谈这个变化么?
  杨:我在画第一批暴力的东西时,我没能力选择方法,搬到宋庄之后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只是比从前画得平了一点,有点稀,我一直为方法苦恼,为什么老是清理不干净玩世的痕迹,实际上那几年我挺苦闷的。
  栗:哦,那个影响力太大了。
  杨:对,实际上我的艺术观的形成是到北京之后,过去的学习的东西,到了北京这个环境之后就显得很过时,所以需要重新一点点建立。
  栗:一开始就是在玩世这一些艺术家及其艺术观当中建立的?
  杨:对,因为年龄都一样,这是免不掉的。
  栗:你开始受他们影响,通过他们的艺术,使你了解了什么是当代艺术,就是先进入当代艺术的队伍,然后你才慢慢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杨:对,我喜欢一句话,“华山非只一条路,何必擦肩挤汗腥”,我佩服有创造力的人,一直在想,我也是个人,为什么不能创造点东西出来。但是这个东西,现在想起来过程本身还是挺重要的。我又不是个天才,经验又那么少,怎么可能一下就转变过来,如果现在让我做什么东西马上就能做出来,当时不行,经验的积累太少。搬到宋庄后我一直很苦恼,这个东西怎么影响力那么大,清理起来太费劲。当时有点象做人不好,心理上特别自卑,我画了暴力之后,画廊又很反感,说你画的那么难看,只能你自己卖了,接着又没钱了,怎么办?之后画了一段玩世与暴力结合的画,有一张画,中间有个警察,画的是鹿林,戴了警察的帽子,后边是打在一起的几个人,有一些风景。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不纯粹,但在训练方法上还是有一定的好处,随后画了一百多张小的头像:《北京是红色的》,那个实验非常重要,基本上清除了苦涩厚重的感觉因为是小画,画起来不费力气,好多东西一带而过了。那时稍微有点转变的意思,你看那时的画画得不那么厚了,稍微平了一点,但还是有早期的影响。没想到后来形成的风格,小画是个基础,画了一百多张,练也练出来了。
  栗:就是舍尼跟你要的那批小画么?
  杨:嗯,现在看来有点做作,但那时候看确实比以前好多了。画面的感觉舒服一些,跳跃了一下,那时候水平参差不齐,时好时坏,有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个阶段画了两张大画,有一张参加了去年广州三年展,是邓****鼻孔里塞着止血棉花,临开幕时审查没通过给撤了。另一个大画我觉得画得还不错,就是参加威尼期双年展的那个,在表达上比较自然,虽然也有点做效果的感觉,比以前还是好多了。其实技术对艺术家来讲非常重要,我的感触是虽然你有好主意,如果方法跟不上,会阻碍你的感觉,也就是常说的眼高手低。
  栗:你画的这种“噼里啪啦”的感觉的,主要的是笔触给人感觉,使人感觉到,画面的人物好像是给“劈哩啪啦”打了一顿似的。然后,突然画面有几处稀的红颜色象血一样流下来,我以为这就是你创造的个性化的语言,你的这种语言的创造过程,我想给你的有关被暴力伤害的经历是否有关?你画画的过程,好像是在宣泄被伤害的情感,这是你创造这种语言方式的内心感觉。
  杨:对,97年最早一批头像。你记得在天津泰达展览的那些画么?浅颜色的,有点模糊,稍微有点那个意思,97年底开始画大的肖像,那时候就有点解放了,跟玩世彻底没有关系了,很单纯,完全是受伤害的。
  栗:这个像血一样流淌的感觉是画的当中偶然出现的还是?
  杨:是我心里要求的。画第一批肖像时还没有流淌,很规矩,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大了。
  栗:我觉得你心里可能是有这种期待,但这个是偶然出现的,还是你找到的?
  杨:我想想,96年就开始有局部的流淌,但不太明显。
  栗:有意识要流?
  杨:有意识要流。
  栗:实验出这个效果你当时的心情是?
  杨:当时觉得还可以,跟题材是合适,我主要从平衡画面来考虑,艺术家有时觉得缺个东西,心里总是过不去。
  栗:流出来给人感觉象鼻血。
  杨:对,是那样。
  栗:这是给旁观者最重要的印象。
  杨:对,它给人的感觉好象是破了,化脓了,在流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做暴力的作品,要流这个很合适。
  栗: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技巧在里边?
  杨:技术就是故意的,看你如何分配使用。
  栗:是用松节油做的?
  杨:油画的颜色,调稀了就流下来。
  栗:嗯,有两样技术使你成功,一个是大笔,你是用刷笔,刷得“噼里啪啦”,像拳头上去打一顿的感觉。
  杨:有速度感。
  栗:对,这个很厉害。还有一个就是流淌,这两样东西一下子在艺术界就确立了你语言上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了,因为语言和你要表达的感觉非常契合。
  杨:当时我画第一批大肖像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个题材,一直憋着暴力的东西。因为我自己93年时有一段感情上的变故,从那时起我对人有了重新的认识,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脆弱,没有一个可靠安全的环境可以相信,觉得很残酷,加上圆明园的生存环境,对未来很恐惧,象一块黑布蒙住身体喘不过气来一样的恐怖,实际上这时到了寻找暴力这个东西的时候了,的确是经历成全了我。
  栗:有没有社会因素?
  杨:有啊,比如没钱办暂住证,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警察跳墙进来,几只手电筒照着我,被羞辱了一顿。因为那会儿我们看不到电视,报纸,对社会上的事不太关心的。
  栗:你有没有偶尔想起社会给你个人这种暴力啊,压抑啊,或社会上你看到的暴力?
  杨:有啊,实际上是不平等造成的,没办法。
  栗:你见没见过这种暴力场面,给过你深刻印象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杨:我从小生长在矿区,环境不好,打打杀杀见的太多了,都是未成年的小孩子,几句话没有说对,“哗”一刀就捅进去。我一直觉得,在恶劣环境生存的人,本能的东西多了一些,没有理性可言,现在的小孩玩的游戏,文明多了,我们那代人,玩的很暴力,自制火枪,双方开战,要不就用爆竹插在屎上,看有大人上厕所,点燃躲在一边,“咣”一响,崩人家一屁股屎,等等,坏事干的不少。
  栗:包括那次公安局把你的玩具枪还给搜走了。
  杨:对,全给拿走了,呵呵。
  栗:心里上也会带来些刺激么?
  杨:那当然,现在想是他们不规范,当时住在村子里的画家都很反感。
  栗:这时期以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暴力了?
  杨:对,是这样,开始真正没有顾虑地做了。
  栗:你什么时候在题材上发生了变化,你以前画的是比较具体的暴力,一个人在流血,两个人在打架啊,最近几年,你突然关心一些国际化的暴力,在题材上发生了变化。
  杨:从“9·11”,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
  栗:这是哪年开始的?
  杨:画是在今年,之前一直在准备资料,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我在看电视时拍了很多照片,只要与战争和冲突有关的,我都会拍下来作资料。在01年我有点迟钝,这个东西画得太熟练了,找不到兴奋点,心里开始移动,我开始思考一些背景的东西,一直在琢磨这事。我觉得萨义德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的”。战争之后油价会上涨,美国的大豆减产我们的食用油就涨价。这些都是与我们相关,像链条一样的相互关联着。
  栗:另外就是你做的雕塑,开始做得不太好!
  杨:跟我想象的差很远。
  栗:复制你画上的一些东西,人搅在一起打架的动作,就不一定适合做成雕塑。
  杨:可能是这样,我自己不会做,请人做,就控制不了。这个人的水平到哪里,你也只能到哪里,所以最后我就翻真人。
  栗:你最近做这批东西,突然就出来了,把你平面的东西和雕塑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你都翻的真人,把它拆成一些躯干、肢体,做成灯箱……
  杨:对,我一直寻找让我激动的兴奋点,画不动就是有问题,我也不回避,给朋友我也这么讲。实际上成功之后一定要复制,这是谁都避免不了的,那复制一段之后呢?
  栗:自己觉得也没劲。
  杨:人家觉得也没劲。
  栗:哈哈,就是商业制作,一种名牌的生产!
  杨:当时哈洛德·泽曼在欧洲艺术杂志上说过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很可能两年就被商业吞掉了。我觉得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做艺术钱不是第一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把以前的东西弄干净就行了,做不动了就有困难,就需要转变。转变是有挑战性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画画我主要是问题先行,没有问题肯定不做,先分析这个问题是否有说服力,比以前考虑得要细了,可能是年龄大了吧,分析的能力增长了一点,做的比较慢。原来的作品一看是暴力的,再一看画得怎样怎样,残酷啊什么的,现在加进了一些内容,比以前丰富了。现在画面出现人的皮肤被揭开,在揭起来的皮肤里加进我需要的内容。
  栗:哪些画?
  杨:有三张,其中一张小一点的在日内瓦的一个展览上,另外两张是大尺寸的作品,红色的作品题日是《三位一体》,绿色的作品题日是《谁在尖叫》。红色的作品用德拉克洛瓦的《但丁之舟》和一个政治人物的形象,主体仍用我常用的形象,身体下部揭起来的皮肤上面是战争的废墟及飞机和伤口,这个作品我想表达宗教冲突的政治性,其实我对政治性更感兴趣。绿色的作品则是对突发性灾难,以及享乐和伤害累加的一个场面。
  栗:这就跟你先前表现性的语言不太一样了。
  杨:嗯,对。就是让人看的东西再实际一点,不是一团血,一团肉的。
  栗:又想做一种实验?
  杨:艺术家不要怕犯错误。
  栗:再说说那个雕塑,怎么突然变到那个的?
  杨:最初的想法是用面做,用真人翻模,有两套方案:一个是用锅蒸,就像蒸馒头的方法;一个是将面翻制出来的各个躯干,把一些局部切成面条,但不能破坏形状。做了几个试验难度太大,就放弃了。
  栗:怎么想起来用面呢?
  杨:我对把肢体的局部切成面条很着迷,在做雕塑之前我要做几个灯箱,是我平时偶然拍到的照片,有翻车的,有在动物医院拍到抢救猫的场景,还有杀狗现场的照片,还有拍的城市漂亮的夜景,都把它处理成远红外线夜视镜呈现出来的绿色。后来从灯箱方面想,能不能把雕塑做成灯箱,然后把这些内容加进去,有战争、疾病、穷人、富人、灾难,实际上就是一个伤口。
  栗:等于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了。
  杨:但内容都不一样,杀狗的照片,抢救死猫的照片,翻车的照片,我没有刻意去拍,赶上了就拍一点。
  栗:现在这些小的断肢残臂的都是些什么照片?
  杨:都是世界各地的新闻照片。
  栗:与什么有关系呢?
  杨:战争,暴力,恐怖,穷人,富人,差不多就这些。
  栗:灾难。
  杨:对,灾难。包括我画的那些人,可能没画完看不出来,实际上都是跟灾难享受有关系的东西。
  栗:你在画面上对比这种东西么?
  杨:对,有一张绿的可能没画完,人是蓝绿色的。
  栗:这就多了些东西,你原来只看到暴力,残酷,你现在又把富人的另外一面也放在上面了。
  杨:对。最近想法比较多,我要做几个政治家的肖像,题目叫“死硬分子”,包括沙龙、布什、塞尔维亚原来的总统。原来画一个外国人心里还有障碍,现在觉得无所谓了。
  栗:都是和人生有关系的,都是和切身利益有关系的。
  杨:嗯,还是那句话么,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好象随着年龄大了,自己的那种焦虑容易消化了,会往外看,不是只注意自己那种感受了。原来我画那些画的资料来源,都是找朋友做模特自己拍,现在我都不用那些资料了。目前我的资料就是电视、DVD、报纸,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基本跟新闻,跟政治是有关系的。现在跟威胁、恐怖、灾难有关系,我还是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见这个东西就激动,觉得很漂亮,可能我为一个颜色,一个投影做一个作品,对这个东西本身就会着迷,改变不了,这是天生的。
  栗:“对伤害的迷恋”,呵呵。
  杨:呵呵,天生就是这种人啊,你看我怎么不对那种轻柔的感兴趣呢?好看的女孩我也愿意看两眼,别的没什么兴趣,思考问题的基础还是从这个点出发。
  栗:这个可能是在你的人生经历上对你影响比较大,带给你的印象很深刻,包括唐山地震。
  杨:对!我翻过车。
  栗:唐山地震的时候你多大?
  杨:我十三岁。
  栗:还有你翻车。
  杨:对,我当时都绝望了,我的车怎么会翻呢,我媳妇还怀着孕呢,哎呦,给我吓坏了。还有一次是去年春节前接到恐吓电话,我当时在柏林看犹太博物馆,来了个电话,“你是画家杨少斌么”,我说是,他说你在哪呢,我说我在国外,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说我过两天就回来。他说什么时候啊,我说后天。回来后我和丽伊去买东西,电话又来了:“你回来啦”?我说“回来了”。那边说:“给我准备钱”。我说“你谁啊”?那边说“我让你给我准备钱!准备一千万否则杀你爸你妈杀你”!我想这是谁啊,给我吓坏了,紧接着大年三十中午还在打,过年我都没过好,跑亲戚家去了。还有前两天在通县这边撞车,下来几个喝多了的山西人,撞车了肯定得打电话报警啊,其中一个人说“哎,别叫警察”,我说“为什么?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
  栗:还有,你大多数的画是暗红色的。
  杨:当时选择这个颜色跟血浆的颜色特别相似。
  栗:比较有意识地选择。
  杨:对,原来画小画时用的红就是红,不是那么强烈,不是黑乎乎的带着红,我是有意识选择的这个颜色。
  栗:差不多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杨:以后选择平面的时候可能就是针对问题选择方法,不是说都是用这一种方法。
  栗:不是复制自己。
  杨:对,表现的东西不适合时我就放弃这种方式。